民国年间，清朝末代王爷载涛由于没有收入，一大家子人的生活难以为继，不得已下，到处变卖王府旧文物，聊以度日。

那时的老北京都知道，北城德胜门下有个文物集市，晚上贩子们都在此叫卖，天亮后则各自散去，收摊回家，因而人们称之为“鬼市”。

载涛每天晚上去“鬼市”摆摊，都是自家旧物，偶尔还会进点货来卖，虽然日夜颠倒很是辛苦，赚得也不多，但为了一家老小不至于忍饥挨饿，也只能坚持下去，并无太多办法。

1950年8月10日，载涛刚从“鬼市”回到家里，却意外接到了毛主席派人送来的一纸委任状。

载涛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央聘请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他心里既惊讶又激动，万万没想到，自己都年过六旬了，还能有一次为国家效力的机会。

与此同时，载涛心里不免感到特别疑惑：“毛主席与我素不相识，甚至从来没见过面，他怎么会知道自己这个落魄无助的前王爷？并且还要聘请自己参加政务呢？！”

1886年，爱新觉罗·载涛出生在醇亲王府，他是天生的皇家贵族。五岁就晋封二等镇国将军，而后升为辅国公。如果简单通俗点来说，他是末代皇帝溥仪，正儿八经的亲叔叔。

载涛十几岁开始练习骑马射箭，虽然骑术不精，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特别擅长相马。

任何一匹马牵到载涛面前，他只要瞄上几眼，就能知道这匹马年龄大小，优劣好坏如何，耐力怎样，适合去拉货，还是骑射比赛，基本上都能辨别出来，并且极少出错。

可惜，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刻也不会停留，此时打起仗来，骑兵作战的优势已逐渐没落，而载涛的相马本领也无从发挥。

1900年，八国联军架起大炮，攻入北京城，大肆烧杀抢掠，宫内文物毁于一旦，惨不忍睹。

慈禧太后避难回来后，再次签订割地赔款条约，痛定思痛，于是默许朝廷进行改革。

辅国公载涛被任命为禁卫军大臣，率部外出德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进行军事考察，为正式建立禁卫军做准备。

期间，载涛还在法国索米骑兵学校留学深造。等到回国后，他还未来得及训练组建禁卫军，南方一声巨响，辛亥革命爆发了。

眼看南方革命起义如火如荼，大有气吞山河之势，隆裕太后坐不住了，决定派遣载涛率领军队前去镇压。

载涛从来没打过仗，有些胆小怕事，迟迟不敢出征，最后忍无可忍跑到了隆裕太后面前。

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不停磕头认错：“臣罪该万死，没有带过兵，恐怕难以担当如此之重任，恳请太后三思呀……”

隆裕太后恨铁不成钢，气得直跺脚，却也没有怪罪，最后只好派了袁世凯率部征战。

此事传出宫外，载涛呆不下去了，觉得颜面尽失，索性请辞了朝廷军咨处职务，长期回家休养。

一年后，朝廷几经努力，终究难挽颓势，尽管载涛联合其他皇室成员成立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仍无法抵挡民国政府频繁发难，无奈被迫解散。

载涛此后深居简出，不问政事。每天在家里遛鸟、养花，或是骑车瞎逛北京大小胡同，或者是跑去马场观看赛马，倒也乐得清闲。

此时，整个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都依赖“清室优待条件”规定的补助费用，完全不用操心。

1924年，北京事变后，这样幸福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派人逐出紫禁城，并废除取消了所有皇亲贵族们的优厚待遇。

载涛与其他皇族成员从此没了生活收入。他们自幼在皇宫长大，享受皇家俸禄，毫无谋生技能，以后只能坐吃山空，导致家境每况愈下。

第二年，眼看一大家三十几口人都要挨饿，载涛无奈将所住贝勒府对外出租。全家人则搬去了山老胡同2号民宅居住，依靠租金收入维持生活。

1929年，载涛再次遇到经济困境，无奈将贝勒府转卖给辅仁大学，最后才勉强度过难关。

事实上，奉系军阀张作霖对载涛一直青睐有加，几次三番邀请他出任要职，但他都婉拒了。

载涛即使如此不堪，如此穷困潦倒，一向胆小怕事的他却颇有气节，坚决不肯当卖国汉奸。

1932年，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前往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帝国”傀儡政府。

前清皇室大臣们获知消息，纷纷不远千里前去投奔。载涛却一眼看出日本人的阴谋，任凭别人说得天花乱坠，也拒绝加入。

溥仪对“七叔”载涛颇为赏识，多次托人劝说，或者写信邀请载涛前往东北“辅佐”，均遭严词拒绝。

结果，两人关系越闹越僵，渐渐水火不容，谁也无法说服谁，后来索性老死不相往来，直接中断了联系。

1936年，宋哲元有意邀请载涛担任要职，知道他喜欢马匹，于是精心挑选了几匹高大骏马，派人送去。

载涛不为所动，心里也明白宋哲元的心思，婉言谢绝了：“现在家里没有马棚，如今也没有了养马的兴趣……”

宋哲元无奈，开山见山，上门拜访载涛，说明来意，并许诺高官厚禄，邀请载涛赴任。

载涛仍然拒绝，表示早习惯了闲云野鹤的生活，不想外出，难担宋将军重托，还是另请高明吧。

事实上，此时载涛家里生活已经捉襟见肘，根本无法应付庞大的日常开支，只要他点头同意，立马就能纾困，但他仍旧拒绝诱惑，实属难得可贵。

敌伪时期，伪华北政权委员长王揖唐带着礼物，前来载涛家里劝说。

载涛毫不客气，冷言嘲讽，表示自己不做汉奸走狗，并把王揖唐带来的礼物丢出门外。

王揖唐只好灰头土脸回去了，却不愿就此罢休。不久他带着一队日本兵，拿着委任令前来骚扰。

载涛不屈服，仍严词拒绝。王揖唐恼羞成怒，本想派人暗杀，可碍于载涛有“前清王爷”的光环，在京城具有一定影响力，为避免引发社会舆论，最后没有动手。

1945年，载涛已把家里保姆全部遣散，亲自记账，每天勤俭节约，仍难以维持生计。

无奈之下，他只能变卖家里旧物、古玩字画，去“鬼市”摆摊售卖，有时甚至在京城拉板车捡破烂，卖破烂赚取收入为生，可谓拮据到了极点。

直到1950年，载涛摆摊回家，接到毛主席派人送来的委任状，才好不容易脱离了困境。

1950年，载涛作为满族特邀代表，参加了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

会上，周恩来亲切握着他的手，再三嘱托他为新中国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载涛大为感动，不久就向中央提交了《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提案，认为现阶段新中国百废待兴，马匹仍是主要运输工具，应从长计议。

没想到，他这条提案很快得到军政事务组的认可，然后上交给了毛主席阅读审核。主席比较认同，于是提议中央聘请载涛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对此，载涛后来调侃说：“官不大，相当于“弼马温”职位，但我非常乐意接受，为社会贡献毕生所学。”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因为朝鲜地形复杂，山路崎岖，运输线经常遭受敌人的狂轰滥炸，导致后续炮兵部队损失惨重，难以成行。

朱总司令提出“敌人打敌人的，我们打我们的”作战方针。

他紧急命令马政局所有人员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全国各地马场挑选战马，然后送至朝鲜搞运输。

载涛与同志们日夜兼程，凭借早年练就的“火眼金睛”开始相马，最后挑选出了25000匹战马，为前线战事解了燃眉之急。

战后，因为战马表现出色，中国志愿军指挥部对马政局的领导干部，以及载涛等工作人员都给予嘉奖。

载涛为了熟悉掌握全国军马场的具体情况，经常到东北、西北等地区进行视察调研。

牡丹江、肇东、扎兰屯、索伦等军马场以及甘肃山丹、贺兰山、贵德等军马场都留下了他的忙碌身影。

载涛发现各军区的马政管理机构，处于十分混乱的状况，就与郑新潮共同起草了一份“整合与收编各旧马场”的请示报告，经马政局讨论通过后，上报中央军委。

后来，马政局收编、整顿、整合、扩建军马场26个，并建立全国性改良军马种站50余个，从此逐渐步入兵强马壮的良性发展。

1955年7月5日，载涛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休息期间，见到了周总理，两人亲切握手交流。

随后，周总理把他介绍给了毛主席认识。毛主席询问载涛，现在与溥仪是否还有联系。载涛愣了一下，回答他是战犯，两人早年就断了联系。

毛主席说，我听说他表现不错，你是他的叔叔，有时间的话就去看看。人都会犯错，只要改正了，还是一个好同志……

载涛点头应允。不久，他接受毛主席的委托，带着溥仪的两个妹妹，一起去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叔侄俩多年不久，物是人非，没有了君臣之间的行礼，只有亲情间的平常安慰，冰释前嫌，一切都已过去。

溥仪出狱后，对叔叔载涛颇为敬重，每逢佳节都会去他家探望，或是相聚吃饭，一改以往做派。

1966年，载涛年事已高，享受晚年悠闲生活，经常会在湖边唱京戏。

早年，载涛就是京剧票友，曾拜京城里架子花脸钱金服学戏，专攻武生，功底不错，经常赢得一众京剧爱好者叫好喝彩。

有一次，文化部长沈雁冰恰巧路过湖边，绕有兴趣，驻足听了半响，拉着载涛说道：“载老，你的京剧艺术造诣很深呀，应该找人传下来。”

载涛一声叹息，反问道：“现在年轻人都不愿学，我又能传给谁呢？”

沈雁冰想了想，说：“我给你介绍去当戏曲学校当教授……”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载涛不久就身体不适，出现偏瘫，还被医院确诊患上了前列腺癌，教学之事，只能作罢。

1970年，载涛不幸在北京北大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4岁。

根据中央批示，以及周总理的亲自批准，载涛去世后，骨灰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载涛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经历了清朝的覆灭和新中国的成立，即使家里生活曾一度陷入困境，但仍坚守气节，拒绝汉奸和日本人的邀请，值得所有人为之钦佩。

而他的经历和思想，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和满清皇室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资料

环球网：《“皇叔”载涛的平民生活》

党史博览：《毛泽东与载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