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3岁高龄的前清朝海军总司令萨镇冰，在得知志愿军成功击退美军，并进攻韩国首都汉城的消息后，欣喜若狂，感慨万分。 1951年，这一年，当志愿军攻占汉城的消息如同惊雷般穿过岁月传来时，这位93岁的“前朝提督”无法抑制地失态狂喜，他在宣纸上落下重墨：“五十七载犹如梦，举国沦亡缘汉城。” 对于旁人，那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对于萨镇冰，那是一个做了五十七年的噩梦醒来的时刻。 在甲午年，那时的战场也是在那个半岛周边，也是面对那个邻国的强敌，1895年的威海卫，寒风刺骨，而在日岛——那座仅有足球场大小的孤悬之地，36岁的萨镇冰做出了人生中最残酷的决定。 不是面对日军18艘军舰和陆地炮火的夹击，而是面对那个从福州老家千里迢迢赶来看他的女人。 那时，他的妻子陈氏乘船靠近了这座只有8门火炮的孤岛，当所有部下都觉得这也许是这对夫妻最后一面，理应放行时，萨镇冰却死死盯着海面，下达了一道冷硬如铁的命令：撤掉登舰的舷梯。 海风呼啸，他在船舷之上，她在小舟之中，这位管带留下的只有一句话：“告诉她，就当我萨镇冰已经死了，让她马上回去！”这句话成了诀别。 半年后陈氏病故，回家后的萨镇冰只见到凄凉的灵位。在那场被后来史学家称为“虽败犹荣”的战斗中，即便洋教习都在日记中惊叹他“只手助战”，即便部下身中三处创伤仍爬回炮位，北洋水师终究还是全军覆没了。 从日岛撤退，眼看丁汝昌吞药，眼看舰队易主，那座被撤掉的“舷梯”，成了他余生孤寂的隐喻——他断了自己的后路，却没能救回那个摇摇欲坠的国家。 或许是因为见多了“举国沦亡”的惨痛，萨镇冰后半生的活法，更像是一种沉默的守夜人。 辛亥年的江面，又是一次命运的抉择，身为大清的海军统帅，面对武昌起义的炮声，他收到了学生黎元洪的信。 他没有像忠臣孝子那样愚忠殉葬，也没有投机倒把地阵前倒戈。他在“江贞”舰上留下了一串意味深长的信号灯：“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舰艇好自为之。” 这是一种极具东方智慧的“撤退”。他不愿海军的炮火再次对准自己的同胞，此后的几十年军阀混战中，这位在福州民间被尊称为“萨菩萨”的老人，近乎固执地坚守着一个信条：海军属于国家，而非私兵。 正是这种沉默的庇护，让这支羸弱的海军在乱世中即便分裂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保住了一点元气。 他当过总理、省长，却把自己活成了苦行僧，住着简陋的房子，吃着粗茶淡饭，一枚鸡蛋对他而言竟是奢侈品，却把月俸毫不吝惜地捐给孤寡。 儿子学成归来，他摆酒送别，以此划清界限各奔前程。这一切的清苦与坚守，似乎都在等待一个答案，等待那个让“龙游浅水”不再被嘲笑的契机。 在1949年，面对李宗仁前往台湾的极力邀请，早已归隐的萨镇冰这次没有“撤梯”，而是选择了留下。 他发文拥护新政权，不仅是因为时局，更是因为他在一支年轻的军队身上，看到了当年日岛那群虽败犹荣的兄弟们未竟的希望。 1951年的捷报，填上了他心口那个流血了半个世纪的洞，57年前，叶志超狂奔五百里弃城而逃的耻辱路，被志愿军一步步打了回去；57年前让他痛失同袍、即使拼断颈骨腿骨也被迫撤退的那个强敌，如今被死死压制。 老人看着未干的“终有扬眉吐气天”七个字，泪流满面。他在日岛没能守住的尊严，在这一刻，被另一群中国军人赢了回来。 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在福州的老宅里静静走完，临终前，这位见证了半部中国近代海军史的老人留下了最后的心声：“国疆昔小而今大，民治虽分终必联。”这不仅仅是遗言，更像是一个漫长的交接仪式完成后的安然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