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新任的总政黄副主任（开国中将）登门，请原总政文化部部长李逸民少将（正在休养）出山。一见面，黄副主任说明了来意，李部长却讲：“你混得好，当了装甲兵政委，其他人都倒霉了，就你没事。”1964年，总政文化部部长李逸民离职休养，因此躲过了一些风波。到了1969年，总政（1967年撤销实施军管） 李逸民1904年出生在浙江龙泉安仁镇李登村，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早逝，靠母亲帮人做针线活拉扯大。1921年他考上杭州法政专门学校，第二年又转到上海大学中文系，五卅运动时冲在最前面。1925年考黄埔四期，第二次东征途中在战场上入党。南昌起义后随叶挺南下，部队散了，他辗转闽西粤东打了三年游击战，几次被捕又几次越狱，枪伤刀伤加起来十几处。抗战爆发后到晋察冀，再到冀热辽军区当宣传部长，带着文工团翻山越岭，墙报、快板、秧歌一个不落，把根据地搞得红红火火。解放战争他一直在热辽、东北、华北部队做政治工作，部队打到哪儿，宣传车就跟到哪儿。 1955年授少将后，李逸民先当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后来调解放军报当总编辑，最后到总政文化部当部长。那几年文化部管着全军的文艺团体、电影审查、部队报纸杂志，事情多得吓人，他心脏病和高血压一起犯，1962年开始就反复住301医院。1964年他连续打报告要求离职，终于批下来了，成了总政系统最早一批真正退下来的将级干部。这一步退得早，反而让他躲过了后面那几年的大风大浪，很多老同事都栽了，他却安安稳稳在北京西郊干休所养病。 黄志勇1914年出生在江西崇义过埠高坌村，比李逸民小十岁，家里更苦，十岁就给地主放牛。1929年冬入团，1930年春参加红军，编入红六军特务队，长征路上背电台翻雪山过草地，抗日战争在晋察冀当团政委、师副政委，解放战争带部队打辽沈、平津、衡宝，战功实打实。1955年授中将，六十年代初调装甲兵当政委，那几年装甲兵系统相对平稳，他一步步升上去，到1969年突然接到命令调总政当副主任，负责重建工作。那时候总政刚恢复，二级部缺干部缺得厉害，他第一个就想到李逸民，毕竟这个人资历老、业务熟，又没卷进之前的风波，用起来最放心。 两人最早打交道是1946年在承德冀热辽军区，黄志勇二十多岁刚提干，李逸民已经是宣传部长，辈分和资历都压他一头。二十多年过去，一个头发全白在家养病，一个正春风得意当上总政副主任。黄志勇带着请人出山的任务上门，李逸民却直接把旧账翻出来，说他运气好一直在装甲兵顺风顺水，别人都倒霉了就他升官。这句话分量极重，等于把这些年很多人心里憋着的话当面捅破。黄志勇当时就下不来台，扔下一句“有困难找我”就走了，从此再没提过请李逸民的事。 这件事在老干部圈子里传得很快，大家私下都说李逸民这人硬气，宁愿在家种花喂鱼也不低头。实际上他1964年退下来后就看得很清楚，有些事不是身体干不动，而是根本不想再掺和。他退得早，躲得远，反而活得最明白。黄志勇那天走后估计也后悔过，但官做到中将副主任，面子比天大，哪还拉得下来再去第二次。两个人后来再没单独见过面，一直到李逸民1982年病逝，黄志勇2011年去世，这笔账就这么一直搁着。 李逸民退下来那几年，北京西郊干休所很多老干部都羡慕他退得及时。他每天早起打太极，下午看书读报，老战友来串门就喝茶下棋，日子过得清静。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摇头说写不出来，写了也没人敢印。他知道自己那些年经手的事、看过的人、批过的件子，太敏感，碰不得。黄志勇后来1972年离开总政，也很少再公开露面，搬到南池子普通四合院住，每天买两根油条一个豆腐脑，回来坐在葡萄架下看参考消息，谁问过去的事都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