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细节中了解古人生活 ——侯旭东教授在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 的演讲 （续） 】 （光明日报 2025-11-29 07:53 ） * 侯旭东 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秦汉三国文书简牍、早期中国国家形态与运行机制等。著有《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等，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 ［ 简牍深处普通人留下的历史印记 ］ （续前：网页链接 ） 有日本学者根据师饶的日记，绘制过一张元延二年师饶郡外出差的行动地图：这一年他共外出六次，去过东北方向的琅琊国，也去过西南方向的楚国（楚国都城彭城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师饶曾经多次出差至彭城，且住宿天数亦多，最长一次住了将近20天，和楚王有很秘密的往来。遗憾的是，师饶在日记中并未记录他这期间具体做了什么，推测是在替郡守执行任务。按当时规定，郡守不能随便出辖境，所以他只能派亲信联络沟通，师饶就承担了这样的任务。 在师饶记录的元延二年诸多历史细节基础上，我们再对这一年的整个西汉王朝进行审视。在《汉书・成帝纪》的记载中，我们能够找到的元延二年相关内容一共只有四条，其中三条是皇帝行幸各地祭祀或狩猎，还有一条是分封宗室为诸侯王。这一年没有灾荒，也没有地方动乱。以往我们阅读正史，读到类似的天下承平记录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皇帝，诸如成帝、元帝、武帝等等，而通过简牍资料，我们还看到了这些记录背后忙碌的师饶等众多小吏。类似师饶这样的小吏当时到底有多少人？西汉王朝治下当时和东海郡一样的郡国有103个，县级单位有1587个，小吏总数超过11万。而且11万只是一年的数字，如果一位小吏任职的时间以20年计，整个西汉二百多年的小吏人数应该超过110万。 师饶生活和工作的地点在西汉王朝的东端，靠近东海。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另一位小吏，则工作在西汉王朝的西端——敦煌郡。大家都知道敦煌有著名的莫高窟，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还在当地发现了悬泉置遗址。悬泉置是汉代打通河西走廊后，修建道路和交通保障设施时建立的，在这里出土了3万多枚汉简，记录了当时中西交通的珍贵信息。 我们从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份记录《鸡出入簿》谈起。这份《鸡出入簿》的时间是西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出鸡”记录的是消费吃鸡的情况，“入鸡”记录的是鸡的来源，两者共同构成了这份簿册的全部内容。 乍一看去，这样的记录是琐碎且无聊的。但是如果认真分析，我们能够从中发现很多隐藏的历史细节。首先，这份记录是谁做的？是里面提到的“时”，他当时的职务是厨啬夫，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总厨。簿册里面记录了哪些人消费了鸡肉呢？有丞相史、大司农卒史、太医、使者，这些人均来自长安，记录最后注明“东”，意即这些人吃完鸡后向东而去，这说明他们此行是完成西行使命后东返长安。记录里还提到“往来再食”，就是说有些人往返都会在这里消费。除了中央官吏，还有郡级或州级官吏，也都是鸡肉的消费者。而所供鸡肉的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悬泉置购买的，另一类是各县提供的。记录里还写明了鸡的价格：“一双鸡80钱。”即一只鸡40钱。 从物价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对比：元康四年西汉大丰收，谷价便宜，一斛谷物只值5钱。一只鸡40钱相当于8斛谷物，汉代一斛谷物约等于今天60斤，8斛即480斤谷物。这样来看，当时一只鸡相当于480斤谷物，可谓非常昂贵。所以只有行经悬泉置的西汉朝廷中枢、郡级和州级官员才能享用鸡肉，而普通官吏每顿饭只能食用三升米或三升粟。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从《鸡出入簿》中发现什么？现在我们如果走汉代人路过悬泉置的这条对应路线，大致是从西安到敦煌共计1693公里，步行大概要394小时，按每天10小时步行算共需40天，沿途均需要食宿。现在这条路上有很多宾馆、饭店，但2000年前的汉代，这条路线上只有官方设置的传舍等机构提供食宿。今天的我们只看到悬泉置遗址，但在西汉王朝治下，当时的全国交通线上有很多这样的设施，构成了一张西汉交通网络。我曾经做过统计，当时西汉治下这样的交通设施共有2057个，每个都要承担接待任务。除了《鸡出入簿》记录的鸡肉消耗之外，往来人员的食宿、马匹、车辆等都需要记录。当时无数个像“时”一样的小吏，每天都进行接待、记录、统计的工作。西汉末年，王朝每年要消费约15.2万只鸡；消耗的粮食更多，不仅供往来官吏食用，还要喂大量马匹，一年共消耗240万斛，相当于当时全国田租收入的2.9%，也相当于运到长安漕粮的60%，总体数字是非常庞大的。从时间轴来看，这样的交通机构不只存在于汉代，后世历朝历代都有，唐代称之为馆驿，宋代叫驿馆或递铺，元代叫站赤，明清叫驿站。有学者曾推算，唐代和清代这类机构的年花费，相当于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10%。正是这些机构支撑着从汉到清诸统一王朝的交通，这些机构中曾有千千万万“时”这样的普通小吏的身影。 除了师饶和“时”，我们在简牍里还能看到很多类似的普通人历史印记：湖北云梦睡虎地西汉简里，有一批工作日志，其主人叫“越人”，生活在西汉前期文帝时期，墓里出土了他14年的日记，记录了他这些年的行踪；睡虎地还出土过更有名的一批秦简，主人叫喜，湖北省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根据他墓里的头骨复原了形象，我们得以看到2000年前这位秦代县吏的模样。 当这些历史人物的形象和轨迹在我们面前日益清晰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如果没有历史研究观念的发展、没有新史料的发现，我们可能无法看到这些普通人物的历史印记。 ［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形成 ］ 在发掘出历史中不易察觉的细节之后，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历史细节关乎着“历史的可能性”。 什么是“历史的可能性”？清华大学历史系前辈学人、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一文中提出：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事实”，只是“实现了的可能性”，还有更多未实现的可能。我们的历史研究应从“历史现实性”“历史事实”往前一步，研究“历史可能性”，如此研究对象能大幅扩大。用他的话来说“可以增加一个数量级”。 以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为例。我们何时进入农耕社会？从考古发现来看，最早栽培稻距今1万年，粟栽培约8000年。按常规认知，有观点认为那时已进入农耕社会。此说有一定道理，从考古发现来看，不同时期稻田、麦田遗址均有发现，比如汉代河南内黄县三杨庄遗址，出土了田垄遗迹与农民院落，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一篇论文还复原了汉代农舍。但是，当时这样的发达农耕区是否普遍？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收藏的秦代律令（秦始皇统一前后颁布）记载：“新黔首不勉田作，缮室屋。”“新黔首”指东方六国百姓，指他们中不少人不努力种地、不愿修房子，流动性强。再看汉代，虽发现了农田遗址，但《汉书・地理志》记载，除关中、梁宋地区农业发达外，很多地区的农耕水平尚不够发达。班固描述：天水、陇西地区“以射猎为先”，定襄、云中地区“好射猎”（这两地靠近游牧区，受游牧文化影响）；颍川、南阳地区（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百姓“好商贾渔猎”，农耕同样不发达。这些表述提醒我们，至西汉时期，即便在相对发达的北方地区，农耕社会尚未完全形成，更不用说当时农耕更为落后的江南地区。 我们以当时的渤海郡为例。此地是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如今农耕发达，但在西汉中期，渤海郡当地人并不重耕种，依赖渔盐、偏好经商。西汉宣帝时期渤海郡太守龚遂推行“劝课农桑”，要求百姓种树、种菜、养鸡养猪，督促务农，百姓不得不卖刀剑买牛犊从事牛耕，史载当地风俗很快改变，当然这种改变是否真的很快实现，仍可探讨。再如东汉末年的郑浑，他曾任下蔡县（今安徽凤台）、邵陵县（今河南郾城，属颍川郡）县令。彼时南阳、颍川地区人仍不喜欢农耕，偏好渔猎，不重产业，风气持续较久。郑浑任内要求百姓种地、开垦稻田，还鼓励生育。 龚遂、郑浑只是当时众多推广农耕的地方官代表。正是在无数人的持续努力之下，约在7世纪初的唐朝初年，古代农耕社会才最终形成。唐朝初年编写的《隋书・地理志》描述各地风土，多数州均提到百姓“务于农事”“尚稼穑”“重农桑”等，用词略有差异，核心意思相同，和《汉书·地理志》相比，农耕已成燎原之势，南方多地也变为农业发达区。这一过程从战国到唐初，历经约1000年时间。这说明中国农耕社会形成并非单线、必然，而是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如若当年是齐国而非秦国统一全国，如若后续历朝无“劝农”政策，如若地方官吏不持续督促，或难有此局面。 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发掘，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对历史细节与“历史的可能性”之间关系更加重视。 ［ 小 结 ］ 以上向大家介绍了历史细节的多角度发掘与审视。我们所说的“历史”，既指真实发生的人和事，也指对历史的记录与研究。历史与今昔紧密相连，个人的“小历史”终将汇聚成时代的“大历史”。 通过对历史细节的进一步发掘，我相信我们能够更好地用历史来映照当下、探索未来，我们从历史与历史学中获得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智慧与力量。 （本文系2025年11月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文稿整理修订而成，原文稿由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学生刘师昭整理） 网页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