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对上海知青夫妇，于吉林延边插队时，在当地孤寡老人李阿妈家里，一起生活了10年。10年后，当知青返城，夫妻二人跟公社反映：“如果我们能回上海，一定要带着李阿妈走。” 1979年的那个清晨，姚祚塘蹲在吉林延边的一堆柴火旁，脚下的烟头扔了一地。知青返城的浪潮涌动，所有人都在疯了似的找关系办手续，唯独他和妻子林小兰死死卡在一个条件上。 对着公社书记，这个上海男人的话掷地有声：“如果不让我们带李阿妈走，那我们一家三口，就全留在延边。” 这哪里是普通的插队知青能干出来的事儿？按照常理，返城意味着逃离苦海，谁会在只有九平米的上海亭子间里，硬塞进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朝鲜族孤寡老人？ 可对于这两口子来说，如果不带上李生今——那个被他们唤作“阿妈妮”的老人，这辈子无论走到哪，心都是亏的。 这笔“良心债”，得从十年前那碗冒泡的酱汤算起。 1969年刚到和龙县的时候，这帮十七八岁的上海学生娃简直是被扔进了冰窟窿。高粱米煮不熟，土炕烧不热，姚祚塘饿急眼了去啃地里的生土豆，结果半夜疼得满地打滚。 就在这群孩子连那句“安宁哈塞哟”都学不利索、跟村民借菜刀比划成借锄头闹笑话的时候，住在村东头的67岁寡妇李阿妈推开了门。 老人一辈子没儿没女，却看不得娃娃受罪。她不仅拎来了热乎乎的酱汤，还教林小兰怎么留淘米水发酵，手把手教男娃怎么编草帘子挡风。 人心都是肉长的，作为回报，姚祚塘攒了半年的零花钱，把老人破败的房门换成了带插销的新木门，还把那个被烟熏黑的墙壁粉刷得雪白。 最过命的交情发生在1975年。那时候林小兰怀了孕，小年轻不懂事，看着公社艰苦，一度动了打胎的念头。是李阿妈急得拍着大腿拦下来，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念叨这是“老天给的福气”。 真到了临盆那晚，腊月二十三的风雪把路都封了，老人硬是提着油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邻村跑去请接生婆，回来时那条棉裤腿冻得硬邦邦地立在地上，人也是一进屋就瘫软了。 孩子落地奶水不足，阿妈妮翻出了自己当年陪嫁的金耳环，在这个穷乡僻壤换了一斤红糖。 为了给产妇补身子，她宰了家里唯二的两只下蛋母鸡，金黄的鸡汤撇给林小兰，自己躲在灶坑边啃没有肉的鸡架子。 小家伙叫延民，这孩子张嘴学的第一句话不是爸妈，而是朝鲜语里的爷爷——“哈拉伯吉”，那是天天听阿妈妮念叨去世老伴学来的。 从那一刻起，所谓的民族隔阂、血缘亲疏，早就在柴米油盐和这声童言无忌里化没了。 所以，当1979年那趟返城的火车鸣笛启动时，车厢里多了一位穿着新做白衣裙的老太太。小延民指着上海的方向，把“电梯”喊成了“电楼梯”，逗得满车人又哭又笑。 上海的日子并不宽裕。石库门的阁楼逼仄，众人腿膝相触。屋内两口子于工厂分别做搬运工与挡车工，头月薪资微薄，二人工资相加不过七十九块五。 可他们硬是从牙缝里省出钱，给不通汉语的阿妈妮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听朝鲜语广播，后来又换了台十四寸的金星彩电。 老人听不懂日语，可看着电视剧《血疑》里大岛幸子哭，她也跟着掏手绢抹泪，那份关于亲情的共鸣，不需要翻译。 这种特殊的母子情分延续了整整十二年。1991年冬至，老人手里的勺子突然落地，查出是脑溢血。弥留之际，她那一根根干枯的手指颤巍巍地指向了东北方。 那是她唯一的牵挂。两年后，林小兰夫妇捧着骨灰盒重回延边，在西城三队的向阳坡上，当年的知青房子早塌了，只有山腰那个两人曾经躲雨定情的石洞还在。 满坡的金达莱花开得正艳，那是阿妈妮生前最爱用来泡酒的花。 中年延民跪在坟前，那一连串比本地人还地道的朝鲜语磕头词，大概就是这段超越血缘的岁月，留在世间最真实的回响。 主要信源：（人民网——上海知青姚祚塘、林小兰夫妇重回第二故乡延边——跨越33载的“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