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姑姑打工五年了，她给别人 7000 工资，给我 4000。我辞职后，她拦住我：“等等。” 我停下脚步，冷冷地看着她，心中充满了不满。姑姑看着我，眼神中似乎带着一丝愧疚，她张了张嘴，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年前。空气僵了大概半分钟，姑姑才叹了口气，伸手拉了把旁边的椅子，说坐下来聊聊吧，别站着。 给姑姑打工整整五年。 她给新来的小姑娘开七千，我的工资单上永远是四千。 腊月二十九那天，我把签好字的辞职报告放在她桌上，玻璃台板反射着冷光，晃得人眼睛疼。 “等等。”她突然开口。 我攥紧背包带转过身，指甲掐进掌心——这两个字她早该说的，比如在我第三次撞见她给别人发年终奖红包的时候。 她站在办公桌后没动，蓝白格子的衬衫领口磨得有些发毛，像极了她此刻的眼神，躲闪着，又带着点说不清的红。 空气里飘着隔壁面包店烤焦牛角包的糊味。 我们就这么僵着，直到墙上的石英钟“咔嗒”跳了一格，她才猛地拉开抽屉，摸出个牛皮纸信封推过来。 “这里面是三万，”她声音比平时低八度，“不是工资，是……你妈去年住院，我偷偷垫付的押金。” 我盯着那个信封，边角被她捏得发皱。 原来那些她借口“店里资金周转不开”的月份，是拿去给我妈交了ICU的费用；原来她总在下班后让我帮忙核对仓库 inventory，是想多留我两小时，好让我能赶上最后一班回家的地铁；原来她给小姑娘开七千，是因为那姑娘是单亲妈妈，带着个上幼儿园的儿子。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喉咙突然哽住，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她别过脸去看窗外，楼下的积雪正在融化，汇成一条条浑浊的小溪。 “你那时候刚失恋，我怕你觉得欠我的。”她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姑姑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但知道人活着，总得有点撑下去的体面。” 那天最终还是没聊成辞职的事。 我把信封塞回她抽屉，换了个新的笔记本开始写明年的工作计划。 玻璃门上的雾气渐渐散了，能看见街上行人提着年货匆匆走过，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盼头。 后来我才明白，有些账不能只算数字——就像她从没提过我爸走后，她每个月悄悄打到我卡里的生活费；就像我也从没告诉她，其实我早就知道那三万块的事，是护士站的阿姨偷偷告诉我的。 现在每次发工资，我都会往她的保温杯里放一颗柠檬片。 她总说酸，却还是每天喝得干干净净。 血缘这东西就是这样，明明是最亲的人，却常常要绕这么多弯，才能读懂彼此藏在刻薄或者沉默背后的真心。 你说，要是当初我直接问她为什么工资不一样，会不会早就少了这五年的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