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19年，23岁的郁达夫去青楼，对老鸨说:“给我找一个年纪大，长得丑，没人要的姑娘来!“不曾想，这句话最终成就了他。 1919年的东京，一个23岁的中国留学生推开了一扇半掩的门，他不缺一副好皮囊，书卷气把那身打着补丁的棉衣衬得并不寒酸，若是旁人看，还以为是哪家落难的公子哥。 老鸨披着那一身艳俗的花红柳绿迎上来，眼神里全是算计，她习惯了那些此时正如过江之鲫般涌入日本的“阔少爷”，以为这又是一个来寻欢作乐的主儿。 然而，这位年轻客人既不要雏儿也不点花魁，张口便是一句要把人噎死的要求：“给我找个年纪大的、长得丑的、没人要的来。” 这个古怪的青年正是郁达夫。 这时候的东京，对于那帮坐着邮轮、哪怕国内战火纷飞也被父母精心安排到海外避难的“富二代”们来说是温柔乡，是销金窟，他们笑话郁达夫“假清高”，只懂在那跟姑娘聊诗词歌赋。 可只有郁达夫自己知道，那一刻他哪里是清高，他是真的被那张毫无温度的落榜通知单和常年寄人篱下的屈辱感，逼到了精神崩塌的边缘。 三岁丧父，母亲苦撑，大哥砸锅卖铁送他出来，结果这一年他在外交官考试的考场上坐了半天，换回来的却是绝望。 他不是来买笑的，他是来找一种比他更绝望的“同类”，好让自己觉得自己还活着。 老鸨没让这一单溜走，把一个叫海棠的女人推了出来，这女人确实如他想的一样：年纪偏大，姿色平庸，手指上满是洗碗留下的老茧，甚至脸颊还留着一道烧伤疤痕，她不像别的姑娘那样见人就笑，而是远远地坐着看着。 海棠有些怕生，说话慢吞吞的，随着夜色渐深，那些结了痂的伤疤被一点点揭开，她原本也是正经人家的女儿，父亲是个教书匠，家里虽不豪富但也安稳。 可这世道没给她留活路，兵荒马乱里土匪进村，一家子被屠得干干净净，她躲在狭小的柜子里才捡回一条命，为了活口，她上街乞讨，结果被人贩子那一双毒眼盯上，转手就填了这火坑。 “怕死，但更怕没人要。”海棠缩着肩膀，声音很轻。 这句话像一根烧红的针，猛地扎进郁达夫的心肺，他想起了自己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的日子，虽然啃的是生冷的饭团，抄的是尼采和王尔德，可那种异国他乡深入骨髓的孤独，那些来自日本人的白眼和同胞的排挤，本质上和眼前这个女人的遭遇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弃儿。 郁达夫动了动手指，触碰到了海棠的手，冰凉、僵硬，像一块在冬天冻透的石头，那一瞬间，那种所谓的书生架子彻底碎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名为“沉沦”的共鸣，他把身上卖文换来的那点微薄稿费塞给了海棠，甚至许诺以后要接济她。 这一晚之后，郁达夫变了。 如果说之前的他还在经济学的死板教条和文学的浪漫幻想之间摇摆，那么海棠的苦难给了他当头一棒，也给了他最锋利的笔尖。 那天清晨回宿舍的路上，天光破晓，他一气呵成写下了三千字的随笔，那个总在深夜吐血、沉默寡言的郁达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敢把自己扒光了给人看、敢在纸上嘶吼的疯子。 《茫茫夜》《秋柳》接连问世，稿子寄出去被骂“不洁”，被批“伤风败俗”，甚至有评论界的人对他指指点点，可那些睡不着觉的读者们却疯了一样地传阅——因为他们在字里行间看到了自己。 郁达夫不再写那些风花雪月，他的笔下全是海棠这样的底层：是被生活玩弄的妓女，是流浪的文人，是无数个在暗夜里找不到出口的灵魂。 1921年，《沉沦》出版，这书名几乎就是他那段时间人生的写照，他加入了创造社，跟郭沫若那一帮人在旧屋子里用铅笔写、圆珠笔改，经常饿得一天只吃一顿饭，被房东指着鼻子骂也面不改色，那时候他常提起海棠，听说她后来嫁了个穷学生，这也成了他那些绝望文字里唯一的暖色。 谁能想到，那晚在青楼里，一个冲动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暗，生活后来还在不断折磨他：婚姻的琐事，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但那个在1919年被点燃的火种从未熄灭。 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那个只想在纸上宣泄个人苦闷的“颓废文人”不见了，郁达夫扔掉了酒瓶，拿起了麦克风，他一路南下，从香港到新加坡，从文坛斗士变成了战地号角，他身形消瘦，说话带喘，却在苏门答腊的丛林里利用精通日语的优势，潜伏在日军眼皮底下搞情报、救同胞。 他常说，死不怕，就怕做哑巴。 1945年8月29日的那个晚上，也就是日本投降后不久，几名宪兵带走了他，他没挣扎，就像当年走向那场注定失败的外交官考试一样平静，这一去，便是永别，没有墓碑，没有尸骨，最后的结局只在日军审讯记录里留下一行冰冷的“枪决于荒野”。 但他终究是把自己活成了一部比《沉沦》更震撼的作品，从那个只想找个“丑姑娘”发泄颓唐的落魄留学生，到最后隐没在南洋丛林里的无名英雄，他用一生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那些在黑暗里被迫沉到底的人，往往最知道光亮在哪里。 参考资料：《郁达夫与外国文学》 作者:许子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