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4年，被劳教20年的抗战英雄吴其轺重获自由，只能靠蹬三轮车维持生计，但谁能想到，这拉着满车废品的老人，曾是拥有几十枚战功勋章的“飞虎队”王牌飞行员，空军中校呢？ 1974年的杭州清波门，一辆装满针织手套废料和破铜烂铁的旧三轮车，正歪歪扭扭地压过石板路。 蹬车的车夫是个叫吴其轺的半百老人，他头发花白，身形佝偻，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条有些跛的左腿，每踩下一圈踏板，似乎都要在那锈迹斑斑的传动轴上较着一股狠劲。 在这个把体力换成那一块二毛钱日薪的搬运圈子里，工友们都喊他“车神”，不仅是因为他能硬生生拉起重达600斤的小山般的货包，更因为他练就了一手倒蹬三轮、甚至单轮飞驰过窄巷的绝活。 在这个12平米、月租仅3块3毛钱的逼仄小屋里，他是个沉默的丈夫和父亲；在满车的废品堆里，他是个不起眼的搬运工。 街坊邻居没人能猜透，这双如今只在麻袋和废纸间翻找生计的手，曾驾驶过几千马力的钢铁战机，在天上与死神贴身肉搏。 吴其轺的一生，似乎总是与“高度”有着不解之缘，1918年出生在福建闽清的富庶之家，身为华侨公会会长的父亲给了他优渥的起点。 原本在青岛读师范、或是按计划进入燕京大学深造的他，人生轨迹在1936年那天戛然而止，那年他看到了那张写着“航空救国”的招生告示，还没等墨迹干透，这个18岁的年轻人果断扔掉了书本，放弃了当安稳老师的前程，直接加入了中央航校的严酷训练。 想飞上天，先得在泥巴里滚几滚，他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光脚站好几个小时练意志，后来还跟着航校走了三千里路搬到昆明，那时候他的脚已经磨出了泡。 这种近乎自虐的坚持，终于在1941年让他摸到了蓝天，当他加入了那个传说中的“中美混合联队”——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飞虎队”时，那架涂着鲨鱼头的P-40战机，就成他生命的一部分了。 在那个没有任何雷达导航、只能靠肉眼和胆量的年代，吴其轺在被称为“铝谷”的驼峰航线来回穿梭了四次，每一次起飞都是在向高空缺氧、极寒气流和日军的拦截机挑战，在他的飞行履历里，不仅留下了击落6架、击伤3架敌机的赫赫战功，更有着三次被击落的惨痛记录。 那条在1974年蹬着三轮车隐隐作痛的跛腿，正是多年前那次惨烈空战的见证，当时在昆明的一次护航中，座舱盖被敌机打得粉碎，弹片无情地削过他的脸颊和耳朵。 飞机坠毁在烈火中，他明明重伤得连路都走不动，却死命将昏迷的教官拖出了火海，医生断言那根断裂的腿部神经将终结他的飞行生涯，可他硬是靠着每天在病床上偷偷做引体向上、用绷带死绑着腿复健，仅用半年就奇迹般地重回云端。 更惊心动魄的是在衡阳那次，飞机在空中疯狂翻转，直挺挺砸向江面，就在即将触水炸裂的生死瞬间，他猛地拉起机头，擦着死神的鼻尖掠过。 战友们赶到时，发现这个满身是血的小伙子手里死死攥着的是嵌着一枚日军军徽的瞄准器，1945年9月9日的南京，当吴其轺作为空军代表坐在受降仪式的最前排，亲眼看着冈村宁次在那张投降书上签字时，他并没有狂欢，只是摸着胸前盟军和国民政府颁发的17枚勋章，想起了那个在徐州阵亡和在舰艇上牺牲的两位哥哥。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开残酷的玩笑，这位在西点军校考取第一名、原本在美国有大好前程的中校，在1949年父亲一封“新中国需要你”的家书中，毫不犹豫地藏身美军运输机，经香港辗转归来。 他没想到，迎接他的不是跑道，而是长达二十年的漫长“迫降”，1954年，他因历史问题被送往余杭农场劳教，曾经的飞行员此刻只能在水田里插秧。 在农场的监狱里，深爱他的姑娘裘秋瑾顶着巨大的压力嫁给了他，没有婚纱，没有宴席，只有借来的剪刀裁出的红喜字，两人的礼服是农场发放的粗棉袄，往后的日子里，妻子靠着拆解手套线头、纳鞋底维持生计，而他则默默咽下所有风霜。 直到1980年，随着那张平反书的到来，已经年过花甲的吴其轺才终于卸下了那辆沉重的三轮车，杭州大学地矿系接纳了他，虽然不再是飞行员，但他用当年校对飞行仪表的严谨劲头，去做一名标本室的管理员。 生命的最后几年，老人的床头始终放着一架P-40战机的模型，2005年，当国家把那枚金灿灿的纪念章挂在他胸前时，这位硬汉抚摸着金属表面嚎啕大哭。 那是被压抑了半个世纪的委屈与自豪的释放，2010年，在坚持去岳王庙再看一眼岳飞像后的那个秋天，93岁的吴其轺在《满江红》的诵读声中归队了。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浙江省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