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听了华国锋的近期工作汇报后，用颤抖的手写下生前最后几个字。大家能看出到底写的是什么吗 1976年4月30日的夜晚，在中南海书房里，四面堆叠的线装古籍围裹着毛泽东，前来拜访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刚被送走，屋里只剩下最后选定的守护者。 华国锋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这个位置上的，从最早的周恩来，到后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每一次工作汇报人的变动，都折射着紫禁城墙内的风云流转。 这一晚，作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像往常一样简明扼要地讲着全国形势，老人的目光深沉，看着这个面相敦实却稍显拘谨的接班人，身体的枯槁已让他甚至无法独自站立。 为了给对方一颗定心丸，他颤颤巍巍地从沙发旁抓过铅笔，在纸上费力地拖出几行字，除了嘱咐“慢慢来”和“照过去方针办”，最关键的那行字墨迹虽散，那股子熟悉的“毛体”韵味却依旧力透纸背：“你办事，我放心。” 这简简单单的六个字，后来被视作权柄交接的最后凭证，但在那个充满了“眼花、气短、手抖”的暮春，这更像是一个疲惫的老人在交代家底——船要交给你掌舵了，稳住就好。 早在这一年前的春天，当金日成来访时，老人就曾用一种几近调侃的语气说过自己“快不行了”，甚至打趣说是要去赴上帝的烧酒局。 这玩笑听着轻巧，背后却是早就看透了生死的豁达，他曾无数次提到自己身后的安排，态度坚决而洒脱：火葬，把骨灰撒进长江喂鱼。 1976年9月8日晚上，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西萨摩亚元首正在接受中方的宴请，华国锋也在座，席间一个急促的电话将他叫走，剩下的人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心里都咯噔一下。 终点是在“202”——那是唐山地震后毛泽东栖身的抗震小楼，也是生命最后一道门槛，尽管医生们已经竭尽全力地拥在床边，9月9日零点的钟声敲响没多久，那个心脏监护仪上的波折线还是不可挽回地拉直了。 人走了，留下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与伦理难题，凌晨的小型会议开得压抑而紧迫，摆在华国锋和几位重臣面前的头等大事不是外交排位，而是遗体的去留。 按照逝者生前的意愿和那份签过字的倡议书，火化是理所应当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位老人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更是一个时代的图腾、老百姓心里的“镇物”。 最后还是华国锋和叶剑英拍了板，折中出一个“缓兵之计”：先保十五天，这既是为了满足群众告别和各国吊唁的现实流程，也是为将来究竟是“留”是“烧”留出了回旋余地。 为了在那块特殊的时刻不让遗体出岔子，一个代号为“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的机构火速运转起来，专家们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手里拿着尺子一点点量，算体积、算光照、算温控。 因为要开放瞻仰，大厅里的灯光一打，热度就往上窜，原本为了防腐准备的低温环境瞬间就得崩盘。 逼得最后没办法，现场连乐队都撤了改放录音，灯光压到最低，还紧急加了个有机玻璃罩才勉强稳住了局势。 为了让这副躯体能像生前一样安详地长久留存，而不是变成干瘪的标本，技术人员想出了“气态展示，液态养护”这种土洋结合的法子，这思路倒是和中国农民修水渠有着异曲同工的实用智慧。 与此同时，为了打造那个能配得上这一历史重量的水晶棺，江苏东海县的几千名社员如同蚂蚁搬家般在矿山上挖了大半年，硬是从地里刨出了三十多吨一级水晶料。 北京、上海的技工们则蹲在车间里，没日没夜地琢磨如何消掉玻璃的棱角和倒影，最终硬是把那些光学难题一个个啃了下来。 等到1977年那座位于中轴线上的纪念堂拔地而起时，所有的纠结、争论和技术攻关都化作了沉默的肃穆。 这座最后选址于英雄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的建筑，确实如老人生前所愿，成了人民最常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