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持续4天3夜的旅顺大屠杀中，一名日军正要割下一名母亲的乳房，2岁的女儿却挡住了刺刀，嘴里哭喊嘟囔着“不要割我的妈妈。”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于11月21日攻陷旅顺这座沿海要塞。原本繁华的港口城市，转眼间陷入混乱。清军抵抗虽激烈，但最终溃败，留下大量平民暴露在侵略者面前。日军进入城市后，发现了一些被残害的己方士兵尸体，这激发了他们的报复情绪。士兵们开始在街巷中搜捕任何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成为目标。西方记者的记录显示，这种杀戮从下午持续到夜间，士兵们使用刺刀和步枪，对手无寸铁的居民下手。整个过程没有组织化的命令，但高层默许了这种行为，导致暴行迅速扩散。历史资料指出，日军士兵在愤怒驱使下，忽略了国际公约，对平民的攻击变得肆无忌惮。这段开端，标志着旅顺从军事目标转变为屠杀现场。 屠杀的规模很快扩大到整个城市。日军分成小队，挨家挨户搜查隐藏的居民。许多人试图逃往郊外山丘，但被追上后集体枪杀。目击者包括多名外国记者，他们亲眼看到街道上堆积的尸体，有些被肢解，有些被焚烧。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托马斯·考恩在信件中描述，士兵们将俘虏捆绑后，用子弹射击，然后再用刀具处理遗体。这种方法确保了最大程度的摧毁。法国画家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也记录了类似场面，士兵们在河流边上处理逃亡者，导致河水变色。美国的詹姆斯·克里尔曼在《纽约世界报》上报道，总死亡人数可能高达数万，包括士兵和平民。日军的行为违反了当时的战争法则，但他们通过控制信息传播，试图掩盖事实。这部分历史揭示了战争中人性丧失的程度。 在屠杀的第二天，暴行进入高潮。日军士兵继续在城区巡逻，对任何移动的目标开火。一些居民被赶入空屋，然后房屋被点燃，里面的人无法逃脱。历史档案显示，这种焚烧战术导致许多家庭整体灭亡。西方观察者注意到，妇女和儿童成为特别的目标，因为他们无法有效抵抗。士兵们使用刺刀对准要害部位，造成大量即时死亡。克里尔曼的报道提到，他看到水边有妇女和儿童的遗体，显示他们试图涉水逃生却失败。日军还对郊区村庄展开袭击，烧毁民房，抢夺财物。整个过程持续三天，城市从喧闹转为死寂。只有少数人通过藏匿在地下或废弃建筑中幸存下来。日方后来声称这是针对士兵的行动，但目击证词证明平民占多数受害者。这反映了侵略军对占领区的无情控制。 旅顺大屠杀的细节通过外国媒体逐渐曝光。1894年11月底，路透社从上海发出电报，描述日军士兵的野蛮行为，包括对非战斗人员的杀害。日本外交官试图压制这些报道，但消息还是传到欧美。英国驻日公使在电文中表达震惊，要求解释。历史学家后来分析，这种暴行源于日军对清军先前行为的报复，但规模远超合理范围。受害者中包括大量妇女，她们在家中被发现后遭受攻击。儿童的遭遇同样惨烈，许多在父母身边被刺杀。维基百科等来源汇总了这些账户，指出总死亡人数估计在2000到20000之间，具体数字因来源不同而异。中国方面的记录，如刘含芳的报告，确认城区内约2600名平民丧生，不包括郊外。这段曝光过程，推动了国际舆论对战争的关注。 日军在旅顺的行动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甲午战争中一系列暴行的部分。早在金州战役后，日军就表现出类似倾向，但旅顺规模最大。士兵们在杀戮后，还将部分遗体陈列在城墙上，作为威慑。护城河被鲜血染红，井水带血腥味，这些细节出自幸存者的回忆。外国记者的照片和素描，成为后来证据。克里尔曼的文章强调，日军对逃亡者的追杀延伸到海滩，船只上满载难民，却被枪击。妇女试图保护孩子，但往往失败。历史研究显示，这种行为影响了日军在国际上的形象，导致欧美国家质疑其文明程度。日本政府后来否认部分指控，称报道夸大，但原始档案不支持这种说法。这部分历史提醒人们，战争记录往往被操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