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一个干货满满的时代！

直到如今，每谈及多种思潮自由发展、碰撞出火花，必然会提及的一个词，就是“百家争鸣”，而“百家争鸣”一词，正是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乱得一塌糊涂，但前后五百多年，却产生了中华95%，甚至以上的思想成果。此后的两千多年，直到现在，好像中国人都是在吃春秋战国人的思想红利。

其实，春秋战国，不止有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还有别的干货。

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在哪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春秋战国贯穿于东周，但却不等同于东周。实际上，公元前256年，东周王朝随着末代周王周赧王向打上门来的秦军投降，就宣告结束了，而战国时代应该是终结于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那一年，即公元前221年。所以，春秋战国，应该是指从西周灭亡，到秦统一天下之间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

“春秋”和“战国”两个称谓，最初都来自于书名：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与国别体史书《战国策》。之所以要借用这两部书的名字，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历史时期与这两部史书所记载的时间段大致相同，但并不一致。

不要拘泥于这两个名字，那仅仅是代号而已。春秋与战国，之所以被区别开来，主要是因为各路诸侯对周天子的态度。“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说礼乐，是周天子享用的；征伐，也是周天子的特权。春秋，虽然各路诸侯已是各行其是，但大国之间势均力敌，谁也灭不掉谁，就只能在名义上还承认周天子，偶尔再借用一下天子名义，理直气壮地欺负人；战国，各路诸侯纷纷称王，大国实力大增，能动手就不吵吵，分分钟就想灭掉他国，根本没人再鸟周天子。

那春秋与战国的时间分界线在哪呢？

这个分界线，其实就是战国开始的时间。而关于战国开始的时间，历来说法众多。这都怪秦始皇，焚书一时爽，史料都进了火葬场。司马迁根据秦史书《秦记》的记载，以公元前476年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另一位也姓司马的史学家司马光，根据不鸟周天子的标志性事件——三家分晋的发生时间，以公元前403年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

春秋末年，中原大国晋国，一直被公卿把持权力，晋国公形同虚设。多年来，十余家公卿不断混战，就剩下了韩赵魏三家。势力彻底巩固后，韩赵魏三家就干脆瓜分了晋国，让晋侯一边凉快去了。各自成国多年后，韩赵魏三家才想起来，貌似成为诸侯需要周天子分封。于是，在公元前403年，三国遣使请求周威烈王封他们为诸侯。对于既成事实，周威烈王有意见也没用，只能表示认可。

我们都知道，在周代，诸侯身份来自于周天子的分封，而周天子分封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周天子的亲戚，典型的就是周公，被封在鲁国；二是有功劳，典型的就是姜子牙，被封到了齐国。韩赵魏三家，不但一条不占，还谋反篡位、犯了法，但却因为凭实力跑马圈地，干废了领导，就一样做了诸侯。这用事实说明了，周天子已经成了多余的摆设。

可以想象，各路诸侯从偶尔对周天子表演一下尊敬，到根本就不鸟周天子，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但在没有确切记载的前提下，我认为似乎以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更有说服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站司马光。

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在评论区探讨！

春秋的信义和战国的狡诈，都决定于生产力水平

春秋末年，孔夫子就总是感叹礼崩乐坏，其实就是大家都不听周天子的了，道德败坏了。幸亏老爷子没有活到合纵连横的时代，看到各路诸侯把周天子当球踢更得气坏了。虽说，春秋无义战，但春秋时的国君们与战国时的国王们比，还是讲点信义的。所以，义薄云天的关二爷会“夜观《春秋》”，不夜观《战国策》。

春秋的信义与战国的狡诈，具体事例很多，我随便讲两个，让大家感受一下。

晋楚争霸是春秋时期的一出大戏。公元前599年，为了让晋国不敢觊觎楚国的小弟郑国，楚庄王出兵攻打晋国的铁杆粉丝宋国。楚国势大，宋国根本不是个。宋国向大哥晋国求援，可大哥却不想发兵。在被围5个月后，宋国已濒临绝境。无奈之下，宋右师（当时的大官）华元夜入楚师，劫持了楚国大将公子侧，并将城中弹尽粮绝的情况坦诚相告。华元的真诚，感动了公子侧，也感动了楚庄王。他们没有趁宋国陷入困境之际，接着打，而是将楚军军粮殆尽的情况据实告之。最后，双方因真诚惺惺相惜，达成一致：楚军退师三十里，宋国拜楚国当大哥。

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的一出大戏。到战国中后期，常就是几国合纵，共同对付秦国。秦惠文王当政时，为了破坏齐楚联盟，曾派张仪去楚国游说。张仪跟楚怀王说，如果楚国不跟齐国同盟，那么秦国将归还从楚国夺取的600里商於之地。战国时期，打仗目的无非就是扩充领土。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得到土地，楚怀王当然同意，就派使臣随张仪回秦国交割。到了秦国后，张仪就装病不上朝。使臣找秦惠文王要地，秦惠文王表示楚国需要证明已经跟齐国断交。为了证明给秦国看，楚怀王派人到齐国，大骂了齐闵王。齐闵王一气之下，就决定与秦国结盟，共同对付楚国。秦齐结盟后，张仪康复上班了。楚国使臣自然跟他要地，可他却说，答应楚王的不是商於之地600里，而是他自己的封地6里。于是，楚怀王就成了战国时代的国际笑料。

史学家吕思勉认为，这只是个传说，不可信。但也从侧面说明了，战国时期，计谋与权谋的横行。

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战国人似乎不如春秋人那么讲究，但这事还要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来考量。春秋时期，生产力低下，各国都不是特别富裕，没有那么人力、物力投入战争，打仗都是点到为止，服了就行，不能为了打仗就不吃饭；战国时期，铁器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及军事领域，人力、物力极大丰富，可以打个你死我活，可以实现攻城略地的梦想。

所以，春秋的信义与战国的狡诈其实都是表象，而造成这种表象的深层原因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百家争鸣与世袭下课

战国时代，各国为了开疆拓土，就都致力于富国强兵，而想要富国强兵，就要招揽人才。这在客观上，就推动了士人阶层的崛起。

商周时代，官职都是世袭的，血统决定地位。但为了富国强兵，战国时代的国君们已不满足于有“高贵”血统的官员，更需要有高超能力的助手。于是，士人，这个有文化、有能力的群体就迅速崛起了，并在战国争雄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入楚楚重，出齐齐伤，为赵赵完，衅魏魏伤”。孙膑、吴起、苏秦、张仪、范雎、李斯、尉缭……都是这个群体的杰出代表。

为了能出将拜相、彪炳史册，士人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研究天下大势、强国之道以及事物发展规律。在你死我活的大形势下，国君们大多认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思想利器，远比要求全国人民领会精神重要得多。于是，在无拘无束的氛围中，各种思潮蓬勃发展，出现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诸多学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无论哪个学派，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靠世袭占据高层、占尽好处的群体要下课，凭才能取得功勋、分割利益的群体要上台。于是，改革的浪潮席卷天下，李悝变法、吴起变法、申不害变法……当然，最成功的是商鞅变法，为后来秦始皇的大一统打下了基础。

改革风起云涌、思想自由表达，以任用贤能取代世袭，还孕育了后面两千多年的大一统，从春秋到战国，是时代的进步，有满满的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