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不久，“毒糖浆”事件在医药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本该用于治病的止咳糖浆却成了致命的“毒药”，让20多名儿童在服用后中毒，最终死于急性肾衰竭。事实上，这样的悲剧早在2022年就曾被爆出，当时因为喝了“止咳糖浆”后而死亡的儿童更有140多名。

这两次悲剧的发生都与印度生产的这款“毒糖浆”有关。

很多人知道印度仿制药的厉害，应该是通过《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其中所展现的“低价救命药”传奇，让很多人竖起大拇指。殊不知，顶着“世界药房”光环的印度仿制药，既能以低价拯救千万患者，也能因贪婪与失责制造致命灾难。

而“毒糖浆”的悲剧发生，罪魁祸首就是非法添加的工业溶剂二甘醇。

儿童死亡的医学检测报告揭开了残酷真相：在涉事止咳糖浆中，二甘醇含量最高达48.6%，远超印度本土0.1%的安全标准，甚至达到规定上限的近500倍。这种常用于防冻液、刹车液的工业溶剂，为何会出现在给孩子服用的药品中？

在一款合规的止咳糖浆中，核心辅料就是丙二醇、甘油，用于保湿、助溶、增稠，而二甘醇的性质与这两种辅料高度相似，且成本低至一半以上，因此而成为无良商家的最优替代品。

可怕的是，二甘醇是有毒的！

二甘醇在进入人体后会在肝脏中代谢，产生有毒物质，这种有毒物质再经过肾脏排泄，就会对肾脏带来直接的损伤，毒素积累最终会导致代谢性酸中毒、多器官衰竭等致命的后果。儿童因器官尚未发育完全，对其毒性更为敏感，中毒后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尿量减少、抽搐、肾衰竭等症状，最终就会危及生命。

事实上，二甘醇的致命危害早已被揭露。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磺胺酏剂事件”就用107人的生命证实了二甘醇的毒性。跨越近百年的时光，这样的悲剧本应成为行业安全的警示，却未能阻止类似的灾难重演。归根结底，还是部分企业被暴利冲昏头脑，将患者的生命安全抛诸脑后，在利益与良知的天平上，毅然选择了以生命为赌注的冒险。

在《我不是药神》的电影中，慢粒白血病患者程勇为求生，代购印度仿制“格列宁”，其原型陆勇的真实经历更是引发全民对天价原研药的反思。彼时，瑞士原研格列卫每瓶售价2.4万元，而印度仿制药仅需千元左右，价格差距达20倍，成为无数贫困患者的“救命稻草”。

正是这部电影让大众看到了印度仿制药的“牛”。

作为全球最大的仿制药供应国，印度仿制药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20%。甚至可以说印度掌握着美国用药的命脉，因为美国90%的仿制药都来自印度，而美国用药处方中仿制药就占到了90%。这一切都是因为，在印度仿制专利药是合法合规的。

正常情况下，在专利期内的药物是不能被仿制的，比如在我国，必须等新药专利期过后才能开始仿制。但在印度，只要新药这个化合物出来，就能被研究，被合成，虽然合成工艺不知道，但架不住这么多研发人员天天钻研，各种捣鼓，总有一天能合成出来。

说到这，可能有人会问了，为什么印度的仿制药没有人制裁？

这就要从印度仿制药的崛起来说了。当初，印度仿制药的崛起，还真是为了解决贫苦人民吃药难的问题。那时候的印度有90%的药品供应都来自跨国药企，穷人属实吃不起药。没办法，为了活下去，只能想办法。

于是，1970年，印度出台《药品专利法》，彻底改写了仿制药的生存逻辑。这个法规创新性地将“药品专利保护”限定为“生产工艺专利”，这就意味着只要印度药企能研发出与原研药不同的合成方法，即便成分一致，也不算侵权。换句话说，在印度仿制专利期的原研药，是合法合规的。

按理说，这个法规肯定会被抵制，可一起灾难的发生成为印度与欧美药企博弈的关键筹码。

这起灾难就是发生在1984年的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的农药厂因管理失误发生爆炸，氰化物泄漏造成2.5万人直接死亡、55万人间接致死、20多万人永久残废，且危害一直在持续。

正是在这一事件的施压下，印度与美国药企达成秘密协议：印度接受低额赔偿，换取“合法仿制美国专利药”的特权。当然了，欧美药企能同意这一协议，肯定也是有利可图的。

一方面，博帕尔事件让欧美企业理亏，若强硬打压印度仿制药，恐引发全球舆论谴责；

另一方面，印度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且贫困人群众多，是理想的药物试验基地。

欧美药企需要印度的试验人群加速新药研发，也不愿失去印度市场，最终选择对仿制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虽然足够强大，但印度仿制药市场的强大背后，始终笼罩着造假的阴影，低成本与高利润的诱惑，让大量药企突破质量底线，将患者生命置于危险境地。

最典型的案例当属2023年印度新冠仿制药造假事件：当时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一药难求，印度“绿盒”（Primovir）与“蓝盒”（Paxista）仿制药成为代购市场热门，价格被炒至2800-3800元/盒。

但华大基因团队对67份样本检测后发现，仅4份检出有效成分奈玛特韦，其余“绿盒”样本或不含有效成分，或被替换为抗流感药物奥司他韦。科普博主“凯喜博士”检测的50个“绿盒”样本中，44个不含奈玛特韦，其中42个以奥司他韦替代。

而奥司他韦对新冠病毒毫无抑制作用，相当于患者花高价服用“安慰剂”，错失最佳治疗时机。涉事药企却将责任推给代工厂，称代工厂贪婪偷换成分，完全无视患者权益。

“毒糖浆”悲剧的重演告诉我们，类似的造假并非个例。

印度仿制药造假乱象的根源，一方面是因为监管力量严重不足，且存在腐败漏洞，伪造合格记录的大有人在。另一方面是因为印度对仿制药的审批标准仅要求化学等效性，而不要求生物等效性，也就是说只要药物成分一致就行，质量和安全性都不用管，这也为药企偷工减料提供了可乘之机。

正是这种低价优先的模式，让印度仿制药在拯救患者的同时，也成为患者的夺命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