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越南媒体突然报道了：受中日关系紧张等因素影响，在日本的越南务工群体因为中国游客减少，正在经历解雇和减薪潮。 日本的银座不再热闹，北海道的滑雪场在这个冬天显得格外空旷，甚至连大阪心斋桥那些曾经人满为患的药妆店，也变得异常冷清，仿佛到了深夜打烊的时刻。 这场风暴本来是因为中日外交上的一些摩擦，但意外的是，最先受到重创的，不是政坛高层，而是那些为了生计而在日本打工的越南务工者。 这场悲剧就像是神仙打架，结果凡人倒霉，这些“凡人”并不是站在一旁看热闹的，而是那些千里迢迢来替别人挡枪的务工者。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由于日本政坛高层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发表了不当言论，中国为了安全考虑发出了赴日旅游的警告。 结果，超过54万张机票被迅速退掉，原本占据日本旅游消费三分之一的中国游客群体，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日本的利润枯竭后，资本的反应是迅速甩掉负担，在这个时候，那些持有“特定技能1号”签证的越南劳工，就成了最廉价且合法的“牺牲品”。 他们在日本社会的底层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餐厅后厨洗碗、在酒店做清洁、在免税店搬运货物。 在日本旅游业最繁荣的时期，许多越南劳工为了赚取更多的提成，甚至会学中文，以便更好地服务那些购买力强的中国游客。 谁能想到，这些付出竟成了他们当前尴尬境地的根源——当“金主”不再光顾，他们的技能就失去了市场需求，甚至连原本的基本工作岗位也保不住。 如果仅仅是失业，或许还可以重新开始，但对于这些越南劳工来说，失去工作几乎意味着掉进了深渊。 因为大部分越南劳工，并不是轻松来日本享受生活的，他们背着沉重的债务，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国度。 为了获得这张通往日本的签证，他们通常需要支付高达68.8万日元（大约七八千美元）的中介费，很多人为了凑这笔钱，还不得不借高利贷，赌的是能够通过几年的努力在日本赚到的钱，将欠款还清。 然而现实却狠狠给了他们一记耳光：工作时间从原来的每天8小时强行缩短到4小时，工资也因此减半，甚至有些人直接收到了没有任何赔偿的解雇通知。 更加绝望的是，制度本身的冷酷无情，由于他们的签证是与雇主绑定的，一旦失业，基本上就是“失去所有”。 如果他们想换工作，也并不容易，日本的“育成就劳”制度，要求他们必须达到N5级的日语水平，而这些整天忙于体力劳动的越南劳工，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提升语言能力。 和日本本土员工不同，他们在合同中被视为“临时消耗品”，失业时不仅没有遣散费，甚至连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资格都没有。 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导致了极其惨痛的后果，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仅2023年，就有超过9000名越南劳工，因薪水被拖欠或看不到希望而选择“失踪”——换句话说，他们被迫成为了“黑户”，隐入了社会的阴影。 那些没有“失踪”的人，也正处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日元贬值让他们本来能寄回家的500万越南盾变成了300多万，这不仅让他们无法偿还出国前欠下的巨债，甚至连向家里报平安的信心都没有了。 面对家人，特别是母亲打来的电话询问他们是否受委屈，许多人只能含泪撒谎，越南驻日使馆接到的求助电话激增了三倍，但这又能改变什么呢？在全球化的复杂链条中，中国游客是推动日本旅游业的巨大动力。 而日本企业是运作这个系统的“传动轴”，而这些越南劳工，只是最容易被忽视和替换的“螺丝钉”。 当日本发出敏感言语时，最先遭殃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决策者，而是这些远在异国他乡、面临语言障碍、法律困境，还时刻担心被当作废品赶出去的打工者。 这是一场无声的悲剧，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里，国家之间的每一次争吵、每一个政策的转向，都会像涟漪一样影响到最底层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