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陕西和尚勾搭妇女被捕，审讯后揭开真实面目，乡民怒喊：处决 1937年，那时候延安虽然是红都，但人员杂得很。有个叫孟知荃的，法号“超尘”，大摇大摆地在清凉寺挂了单。可谁能想到，这层袈裟底下，裹着的是个中统特务的黑心肝。 这事儿最绝的地方在于，孟知荃这人太懂“人性”了。他知道怎么藏得深，不是躲在地洞里，而是藏在老百姓的眼皮子底下。他选中了一个突破口：村里的寡妇。 那时候农村寡妇日子苦，缺衣少食还缺人关照。孟知荃就利用这一点，没事儿就去送点米面，一来二去，这就勾搭上了。村里人看见了，顶多背后骂两句“秃驴不守清规”，谁也没往“特务”两个字上想。 他跟这寡妇约定了一个暗号：晒红被子。 只要寡妇家院子里的篱笆上搭上了那床鲜艳的红被面，那就是告诉接头人：情报有了，速来取。 但俗话咋说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破绽往往就出在太得瑟上。 孟知荃手里有钱。那时候延安流通的是光华券，边币，可这和尚出手阔绰，动不动就是法币，甚至是袁大头。一个穷庙里的挂单和尚，香火钱都没几个，哪来的这种硬通货？这引起了村里一个汉子的注意。这汉子也是该着立功，他本来是想去抓这和尚的“把柄”讹点钱，结果这一偷看，把自个儿吓出了一身冷汗。 那天晚上，汉子摸到窗根底下，本想听点“荤的”，结果听到的却是那和尚在跟人盘道，嘴里蹦出来的词儿全是“兵工厂”、“首长路线”、“集会时间”。 汉子没敢惊动里面，连滚带爬跑到了边区保安处。 接到报案，侦察科长没有轻举妄动。为啥？因为要放长线钓大鱼。 保安处的同志们蹲守了整整三天。这三天里，他们发现那个所谓的“接头人”，竟然是镇上杂货铺的老板。 收网的那一刻，画面极其讽刺。 孟知荃正在寡妇家里，刚把那床红被子收回来，手里还攥着新画好的延安兵工厂草图，墨迹都没干透。保安处的战士破门而入的时候，这“高僧”吓得脸都白了，第一反应不是念佛，而是伸手去掏怀里的手枪。 可惜，战士们的动作比他快。 等到把他押回审讯室，这层皮才算是彻底扒了下来。审讯桌上，摆着从他庙里搜出来的东西：一部德国造的徕卡相机、一叠还没发出去的密写底稿、还有那本被挖空的《金刚经》。 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那本“变天账”。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许多中央首长的出行习惯、警卫规律，甚至还有打算投毒的计划。 审讯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孟知荃这种人，信仰本来就是假的，他是为了钱和官位才干这行。当审讯员把他藏在杂货铺老王那里的上线名单往桌上一拍，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就崩了。他交代的那些事儿，听得审讯员直拍桌子。 原来，他不仅利用寡妇做掩护，还利用和尚的身份，借着做法事的机会，四处刺探军情。他把佛门清净地，变成了藏污纳垢的谍报站。 公审大会那天，延安河滩上人山人海。 老百姓的愤怒是真实的。当公诉人念到他把情报藏在鞋底、藏在经书里，甚至利用无知的妇女传送杀人指令时，台下的人群炸了锅。那不仅仅是看热闹，那是一种被欺骗、被冒犯的极度愤怒。 乡亲们最恨什么？最恨这种两面三刀、吃里扒外的玩意儿。特别是那个被利用的寡妇，羞愤难当，如果不是妇救会的人拉着，差点一头撞死在柳树上。她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对她嘘寒问暖的“依靠”，从头到尾都把她当成了一件随时可以丢弃的工具。 当审讯长最后问大家该怎么办时，河滩上响起的回答只有一个词，震得山谷嗡嗡响： “处决！处决！” 枪声响过，孟知荃倒在了河滩上。据说那天，清凉寺的钟声停了很久。这一枪，打死的是一个特务，震醒的却是无数人的心。 这案子虽然结了，但留给咱们的思考太深了。 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完全是特务的一厢情愿。在延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真正的铜墙铁壁不是高墙电网，而是老百姓的眼睛。孟知荃机关算尽，练了方言、烫了香疤、背了经书，把一切技术环节都做到了极致，唯独算漏了一点：他低估了人民群众的觉悟，也低估了这片土地的纯洁性。 那个年代的延安，有一种特殊的气场。那种气场容不下阴暗的东西。你哪怕装得再像，只要你的心不是红的，早晚会在老百姓面前露馅。 从那以后，边区掀起了一场“红被子运动”。这可不是让你晒被子，而是让大家伙儿都擦亮眼睛，盯着身边那些不正常的“红被子”现象。后来的解密档案显示，光是那一年，顺藤摸瓜，又揪出了好几个潜伏的“钉子”。有扮成货郎的，有装成算命先生的，还有一个甚至是混进了识字班的教员。 孟知荃的死，揭开的是谍战残酷的一角。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由于没有硝烟，隐蔽战线的搏杀往往更加惊心动魄。特务们利用人性的弱点——贪婪、色欲、贫穷，试图从内部瓦解那个新生的政权。 但他输就输在，他面对的是一个被理想武装起来的群体。那个发现异常的汉子，那个送情报的邻居，那些愤怒的群众，他们构成了延安最强大的反间谍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