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秋，北京东四轿子胡同的槐树叶落了一地，杜维善踩着碎叶子站在巷口，抬头看那扇掉了漆的朱漆门。 手里攥着的东西硌得掌心生疼，是张对折的民国地契，黄纸都发脆了，边角磨出毛边，上面“杜月笙名下私产”几个字，还是当年请账房先生写的小楷。 他来这儿，是想把父亲当年给孟小冬置的四合院收回来。 推开吱呀响的院门，院里挤得像个杂货铺，煤棚子搭在石榴树下，晾衣绳从东厢房拉到西厢房，上头挂着蓝布衫子和小孩的虎头鞋。 “你找谁？”西厢房门口蹲个大爷，手里正择菜，抬头眯着眼打量他。 杜维善把地契往石桌上一放，指了指上面的名字：“我是杜月笙的儿子，这院子……” 话没说完，北屋门“哐当”开了，出来个穿花衬衫的中年男人，扫了眼地契，鼻子里哼一声：“杜月笙？那是哪年的皇历了？我们在这儿住了快四十年，房梁都是我爹当年换新的。” 院里陆续出来几户人，有抱孩子的大嫂，有拄拐杖的老太太，七嘴八舌的，最后还是那花衬衫男人开口：“要收房也行，我们四家，每家给五百万，少一分都不行。” 那年北京工人月薪才两百多，五百万跟抢钱似的。 杜维善捏着汗湿的地契去找相关部门，档案柜里翻出的材料让他愣了神：1950年，孟小冬的弟弟孟学科早就把这院子卖给了一家绸缎商，交易用的是金条，白纸黑字的契约，政府还盖了章。 民国地契在新产权证面前，软得像片旧棉絮。 那房子最后拿回来没？ 自然是没。 他蹲在胡同口的石阶上抽烟，烟蒂丢了一地，秋风卷着槐树叶往他鞋上撞。 手里的地契被风吹得哗啦响，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杜月笙在上海的公馆里教他写字，砚台里的墨汁映着梁上的燕子窝：“家业不是砖瓦，是让人记着你做过什么。” 回加拿大的飞机上，他把地契夹进了《史记》里，那书还是父亲当年送他的，扉页有行铅笔字：“读史使人明志”。 第二年开春，他拖着个旧皮箱又回了国，直接去了上海博物馆。 开箱的时候，研究员们都围过来看，里面不是金银珠宝，是几排用软纸包着的古钱币，从汉代的半两钱到阿拉伯帝国的银币，最底下那枚萨珊王朝的金币，边缘还有个小缺口——听说是他在伊朗沙漠里用一块馕跟牧民换的。 “这些，捐了。”他说这话时，手还在摩挲那枚缺口金币，指腹蹭过上面的火焰纹样。 往后二十年，他成了个“驼队”，背着帆布包在中亚戈壁上走，骆驼皮水壶磨出毛边，裤脚总沾着沙砾。 七次回国捐赠，最多一回带了800多枚古币，海关申报单上“货物名称”栏写得密密麻麻，工作人员数钱似的点，金属碰撞的声音比算盘珠子还脆。 上海博物馆给他辟了个玻璃柜，灯光打上去，银币上的波斯文看得清清楚楚。 有回学生问他：“杜先生，您跑那么远找这些旧钱，图啥？” 他从抽屉里翻出张照片，是当年北京四合院的老住户寄来的，照片里石榴树开花了，红得像团火，树下几个小孩正追着皮球跑。 “你看，”他指着照片，“那院子住满了人，就没白占着地；这些钱币呢，能让后人知道，中国人在丝绸之路上，也做了几千年的买卖，也交了几千年的朋友。” 去年在多伦多书展，八十多岁的他蹲在地上签售，面前摆着刚出的《丝路货币图考》，封面上印着枚唐代的“开元通宝”，钱眼里能看见穿绳的磨损痕迹。 有读者问起北京的四合院，他抬头笑，眼镜滑到鼻尖上，露出的皱纹里还沾着点粉笔灰——刚给大学讲完课。 “那院子啊，”他慢悠悠地说，“我爹买它是为了有个家，现在里头住的都是人家，也是家；我留点古币，是想让后人知道，中国人心里的家，不光是砖瓦搭的，还有条路，从长安到罗马，走了几千年，还在走。” 风从书展的窗户吹进来，翻得书页哗啦响，像那年胡同里的落叶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