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杜聿明重病，郭汝瑰前去探望：“你明知我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揭发我呢？”杜聿明闻言，苦笑一声：“我揭发了，但蒋介石不信啊！ 早在解放战争初期，杜聿明就对郭汝瑰心生疑虑。当时郭汝瑰已是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手握制定全国军事行动计划的大权，明面上是陈诚器重的“十三太保”之一，深得蒋介石信任。 可在杜聿明眼里，这位同僚制定的作战计划总透着不对劲——纸面上学说漂亮，逻辑严密，可一旦到了战场上执行，就处处是漏洞，像专门给解放军留好的圈套。 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夕，蒋介石在官邸召开紧急作战会议，部署山东战场的进攻计划。 郭汝瑰作为作战厅厅长，详细汇报了汤恩伯、欧震等兵团的进攻路线，其中特别列明了整编七十四师的部署细节——这支部队是国民党的王牌，全部配备美式装备，兵力三万七千多人，师长张灵甫更是骁勇善战。 会议结束后，郭汝瑰连夜将这份作战部署抄录下来，交给了地下党组织联络员任廉儒。 几天后，整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被解放军全线包围，最终全军覆没，张灵甫战死。 消息传来，杜聿明私下跟副参谋长文强嘀咕，满心困惑：“这计划怎么看都像共军设下的陷阱，怎么会这么巧？ ”这份怀疑在杜聿明心里越积越深，到了淮海战役前夕，他终于忍不住采取了行动。 先是在顾祝同面前明确反对郭汝瑰担任作战厅厅长，可顾祝同不以为然，说郭汝瑰办事忠实可靠，让他不要疑神疑鬼。 后来在蒋介石主持的作战会议上，当郭汝瑰提出徐州守军应向东南方向撤退时，杜聿明当场打断，坚持要和蒋介石、顾祝同单独密谈。 密室里，他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怀疑：“我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蒋介石又惊又怒，追问他有何凭据。 杜聿明直言：“我自己就算是清廉的官了，可郭小鬼比我还清廉得不像话，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家里的沙发都打着补丁，这作风太像共产党员了。 ”没想到这话彻底惹恼了蒋介石，当场呵斥他：“难道我国民政府的官员，都得到处捞银子才正常吗？”杜聿明碰了一鼻子灰，可仍不死心。 没过多久，蒋介石其实也悄悄起了疑心，派蒋经国去郭汝瑰家暗访。蒋经国推门进去，只见郭家墙壁灰暗，客厅陈设简陋，饭桌上只有几盘素菜，书桌上除了兵书就是战术笔记，完全没有国民党高官的奢靡样子。 回去汇报后，蒋经国感叹：“要是高级将领都像郭汝瑰这样，党国就有救了。 ”经此一事，郭汝瑰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反而更稳固了。淮海战役期间，杜聿明对郭汝瑰的防备到了极致，甚至公开说“有郭小鬼在，我就不汇报作战方案”。 他原本制定了救援黄百韬兵团的计划，特意单独告诉顾祝同，叮嘱不要让郭汝瑰知道，可顾祝同并未放在心上。 而郭汝瑰此时正源源不断地将核心情报送出——从“守江必守淮”的整体战略，到《徐蚌会战蒋方部署》的详细文件，都通过任廉儒交到了解放军手中。 他还利用蒋介石的信任，三次诱使对方改变作战决心，放弃蚌埠改在徐州外围决战，最终导致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全歼，大批高级将领被俘。期间，联络员任廉儒曾委托王葆真转送情报，不料王葆真被捕，即便受尽酷刑，也始终没吐露半个字，才让郭汝瑰化险为夷。 1948年底，杜聿明率领的部队被解放军包围，最终兵败被俘，远在台湾的蒋介石非但没反思作战部署的问题，反而大骂杜聿明“自作主张毁了全局”，压根没往郭汝瑰身上想。 而郭汝瑰此时已接到党组织指示，要他掌控一支军队，在解放军逼近西南时起义。他以作战失利为由辞去作战厅厅长职务，主动请求下部队，被蒋介石任命为七十二军军长，派往四川。 到任后，郭汝瑰迅速剪除了部队里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安排亲信担任团级以上军官，还从国防部争取到大量武器装备，把七十二军扩充成了四川地区的四大主力之一。 蒋介石见状十分满意，特意召见他并提拔为二十二兵团司令，让他指挥三个军和三个独立师，负责固守大西南。 1949年12月，解放军逼近四川宜宾，郭汝瑰召集全军团以上军官，公布了《起义告官兵书》，率一万三千余人通电起义。 这一举动直接打乱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让宜宾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接到消息后，气急败坏地大喊：“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可此时说什么都晚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彻底崩塌。 病床上的杜聿明说完这段往事，眼神里满是复杂。他一辈子征战沙场，却始终想不通，自己明明看出了破绽，多次揭发，为何就是没人相信。 郭汝瑰看着他，没有再多说什么。这场跨越数十年的疑问，终于在病床前有了答案。 后来，杜聿明病逝，而郭汝瑰则继续投身于军事史料研究工作。这段潜伏传奇，不仅见证了一位特工的忠诚与智慧，更映照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当清廉被视为异类，当忠奸难以分辨，其覆灭早已注定。 那些埋藏在作战计划里的情报，那些补丁沙发后的坚守，最终都成为了历史的注脚，诉说着人心向背才是战争胜负的关键。
